龚澎是新中国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的最后岁月也曾被人戴过无数耀眼光环，但历史无法更改，作为他们多年的战友和至交，我也为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感到痛惜（作者）。
初识龚澎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交，她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一起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是龚澎的朋友。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直接就能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
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
龚乔之恋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现在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初到《新华日报》也许会不习惯，你去看望一下他吧。于是我和乔冠华就逐渐熟识了。
1942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龚澎去世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龚澎在工作中言传身教，给刚刚步入外交岗位的同志都留下深刻印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所有的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最终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恩来同志对她极为关怀。龚澎住医院期间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事情过去了一年多才慢慢平复过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的第一次大会，他的讲话受到极大欢迎，自此声誉大增。龚澎去世已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他再寻伴侣是合情合理的事，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
识时务者为俊杰？
1974年冬，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章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他请我们到他的新家去谈。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文革”，重点是谈江青。乔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张颖)很能干，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离开乔家时，我忍不住问文晋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章含之一个劲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其中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
另一次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一言不发。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带来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让大家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的成绩都一一做了肯定，但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的政治错误。但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