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美国1992年进行的全国成年人总人口随机抽样发现：从18岁开始，一生中曾经有过一个以上性伴侣的人，高达71%之多；而且有过5个(含)以上性伴侣的人高达41.5%。仅仅在该调查开始之前的5年里，就有38.7%的人有过一个以上性伴侣。即使在此前的12个月里，也有16.9%的人发生过多伴侣性交。也就是说，美国人的一年的性伴侣数就超过了中国人的一生。尽管如此，组织这次调查的研究人员们(以著名的劳曼教授为首的课题组)仍然认为：由于性传播必须通过每个人的“性的社会网络”，而这些网络却是散在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并没有普遍的“连线”，而且“桥梁人群”如卖淫者之类也不够多；美国近几年艾滋病的发病率持续在低水平，并没有像以前人们估计的那么高，佐证了研究人员的看法。
第二，对于中国女性来说，除了再婚以外，可能不可能发生多伴侣行为，是她的一种根本价值观——稳固的性观念——在起作用，其作用强度大于她所在社区的性文化的潜移默化。男性却相反。他所在的社区具有什么样的性文化，对他的作用强度远远超过了自我性观念的作用。
中国的成年女性在客观上成了阻挡艾滋病的堤坝：一生中发生多伴侣性交的女人只有5.5%～8.2%；尤其是，这个堤坝更加不为周围的风风雨雨所动。
因此，假设所有发生过多伴侣性交的男人，统统都有艾滋病，而且百分之百地传播给了他们的身为普通女性的伴侣(注意，这里只是假设，这两者绝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出现)，那么，从这些女人里再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时候，按照严标准计算，艾滋病就已经只有原来的5.5%了。如果这5.5%的男人仍然是通过女人来传播，那么第三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就只有第一次传播时的千分之三。
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性的社会网络”里，女性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是艾滋病毒性传播的最主要受害者，而且客观上又牺牲了自己平等的选择权，为整个社会换来了目前极低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倘若中国女性中有过多伴侣性交的比例也达到总人口的平均数，那么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会是现在的2.4倍；如果“男女都一样”(即女性达到男性多伴侣性交的比例)，那么就会是3.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