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张被声称因为碰到了台风而字迹模糊的派遣证真的就被接受了。我很快就被分到了一个文化研究所，一个闲得要人发慌，穷得又要人哭的单位。
那正是海南开发热的几年，男朋友熟悉了我们的一个校友，他叫她师姐。师姐因为有关系，正在热炒滨海路的一块黄金地皮，男友等于是在她手下打工，目的是为了混到最后能分一勺羹。师姐刚三十出头，却在海口的商界叱咤风云，因为她背后的财团是一家正在海南做大投资的香港公司。
到了1993年初，师姐的资产据说已经有上亿元，但男朋友还是囊中空空，我们仍然在为租一个便宜而又安静的房子而绞尽脑汁。眼看着差不多与我们同时上岛的人都发了财，可我们却还是老样子，心里真是急得没有办法。男朋友已经急红了眼，他很多次对我说，要是再不能挣到钱，他就成了千古罪人。
我知道他为了发财付出了很多，一年前他父亲病重的时候，家里曾来信要他回去见最后一面，他正在做一个楼盘的计划书，赶时间，没有回去，结果一直到他父亲去世。这在农村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总是在为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多回报太少而焦虑不堪。
我虽然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但两个人都没有提过结婚的事情，因为太不现实，在海口，没有钱就等于没有永久的未来，一切都没有定下来，怎么结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俩的感情渐渐发生了一些偏差，我发现他对我的抱怨明显多了起来，他觉得我不够能干，不能替他分担生活的重负。其实，我也很为自己的无能而自责，但又的确不知道从哪里去找挣钱的门道。
也就是这一年，海南的房地产在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出现了危险的信号。一些有远见的公司开始陆续撤离了，师姐也要走，说去北京。但我没有想到的是，男友也要跟着走。
我问他我怎么办，他不耐烦地说假如我想走，就一起走，但到了北京，他可就说不上未来了，因为我的工作他没办法给我解决，而他也没有能力养活一个闲人。说着他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不过，我看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有一份固定工作，收入不高，但也能过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