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婚礼再过几天就要办了，新郎却不见了，你说我这脸往哪里搁？没办法，我只能到他宿舍里去。他正在吃泡面呢，看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看婚后还是在我这里过吧，我觉得住在这里会舒适一点。”
现在是我求他，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快，而且也知道这是他的气话。我对他说我心里可能有些过去的阴影，我最受不了的是看见他为婚礼而省钱。我说当初我的那个男朋友完全可以拿得出一千块钱来，可他就是不给我掏，害得我提着酒站在班主任的家门口发抖。男人为女人乱花钱是傻子，但男人不可以只想在女人身上省钱。
“ 唉，”他叹口气说，“ 你什么都好，可就是在钱这个问题上想得太多。当然，也怪我，没有你挣得多，自然是理不直气不壮了。别说你提出AA制，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要求这么做的，否则还真是有口也说不清楚了。”
三
婚就这么结了。
按照我们的约定，生活费用是我们公摊的，每个人每月拿出一千块钱来，算是吃饭和日常开支。碰到各人的事情，自己就掏自己的。
魏凌越工资不高，每月也就一千多一点，而我只要正常写稿发稿做好版面，每个月拿五六千不成问题。如此一来，虽然是同在屋檐下，但我们各自的生活水平就有了很大的差别。我可以很安闲地请朋友出去喝茶、吃饭，买自己喜欢的衣服。但魏凌越显然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婚前他还能抽抽烟，但现在连包像样点的烟也买不起了。
这个时候，我也不会见死不救，上街看到对他合适的东西，我也会给他买点回来。他自嘲地对我说：“ 我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虽然凌越挣钱不多，但人蛮勤快，脾气也不错，平常过日子我们还是很合得来的。转眼2000年的冬天到了，凌越忽然接到老家的电报，说要盖房子了，需要一笔钱。他来海南前没有什么积蓄，我们结婚的四万多块已经让他山穷水尽了，现在家里一要钱，他肯定是没有了。他来找我商量，说看能不能寄回去五六千块钱。
我一想这可不行，要是开了这个口子，那我们的AA制不就形同虚设了吗？而且，他的弟弟今天要了钱，明天父母会不会又来要。我也有父母兄弟，假如有一天他们也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拿不出来怎么办？
我说不行，我们结婚时说好了的，各人有事各人出，他的事情没有道理要我出钱。
他可能没有想到我真的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甚至也许从一开始他对我所说的夫妻分账就没有当过真。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还在问：“ 你真不给？”
我说是的，这在我们结婚前是说好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