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养生学的范畴而言，形，指形体，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其间的精血，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神，指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包括了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形神之间的关系，恰如魏晋时著名养生家嵇康所言：“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形体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形的存灭决定了神的存灭，神只能即形成存，决不能离形而生，神的生机旺盛只能建立在形体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欲养神必先养形，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说，就叫做“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上古天真论》）；另一方面，神的健康与否，也直接影响形体的盛衰存亡，欲康健形体必须重视养神，否则“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素问·疏五过论》）可见养形与养神，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
然而，主张形神共养，决不意味着把形、神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就总体而言，中国养生学从来都视养神为首务，正所谓“太上养神，其次养形”（《艺文类聚·养生》）鉴于祖国中医学关于心神能统率五脏六腑、五官七窍、四肢百骸而为一身之主宰的生理观，所以古代养生家大多认为调养心神，不但能使心强脑健，有益于精神卫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养心调神还可以有助于调养整个形体。《灵枢·天年》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也认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神”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得神”、“守神”，就能保持健康、却病延年；反之，神伤则病，无神则死。由于可见，形神兼顾、养神为先确实是中国养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养生文化中的上述“形神”理论初步定型于西汉时出现的《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的形神观则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联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对形神关系给予唯物主义解释的，就是战国中期的哲学家宋钘和尹文。《管子》一书中的《内业》上下、《心术》上下，就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这种观点。《内业》对人的生命现象曾作出如下解释：“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继宋、尹之后，墨家初步涉及到了梦幻现象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并由此得出了形体与知觉的结合才产生生命现象的认识，即“生，形与知处也。”（《经上》）这种观点显然是宋、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战国末期的荀子从“天道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在形神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观点。荀子说：“天职既主，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性。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不能看出，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荀子只是明确了“形”是生命活动的基础，是第一性的，“神”是“形”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直到西汉时，中国养生文化的奠基作《黄帝内经》出现后，才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解决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