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黄帝内经》结合人的生理特点，强调了形体决定精神、精神依赖于形体。《灵枢·营卫生会》指出：“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贯，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捕，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其次，《黄帝内经》认为精神反过来也能影响形体。《灵枢·本神》篇说：“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
《黄帝内经》正是从形神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形神并重的养生原则。“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而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就是这种养生原则集中而概括的表述。
客观地说，“形神兼顾”还仅仅只是中国养生文化在形神问题上的一个侧面。与此相对应，祖国养生文化还特别强调“养神为先”。这种特点的形成，同样留有古代哲学影响的痕迹。
先秦时期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无论老子或是庄子，他们都十分强调“神”的内在主宰作用。庄子主张“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刻意》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淮南子》中，则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老庄的上述观点。该书作者认为：“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原道训》），进而提出了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
作为中国养生理论奠基作的《黄帝内经》自然难免会受到这种哲学观点的熏陶，反映在养生原则上，那就是一方面注意到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形神兼顾”；另一方面在具体排定“养神”与“养形”的轻重位置时，又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的口号，主张“养神为先”。后世养生家主张“太上养神，其次养形”、强调养生的关键在于“啬神”，大体上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在“形神兼顾”和“养神为先”这两条基本的养生原则中，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更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正如许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心态特别注重凝炼内在生命力，这样自然要求将“神”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中国养生文化是这样，文学艺术更是如此。以古代诗歌艺术为例来说，魏晋以后出现的各种诗论就十分推崇“神似”。严羽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沧浪诗话》诗歌艺术中的上述观点，显然与中国养生理论强调“养神为先”的见解有着相同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