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统治者从秦朝迅速灭亡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要想发展社会经济就必须与民休息，放松钳制，择定新的政治指导思想。虽然统治者对于怎样营造新的上层建筑，确立新的统治思想，还在摸索彷徨、举棋不定之中，但当时客观的社会形势已促使统治者对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产生兴趣。政治的需要刺激了理论的发展，秦汉之际被称为“黄老之学”的新道家，以一种鲜明的政治态度，从“轻物重生”、“全性葆真”的养生之学转向了研究“成败存亡褐祸古今之道”，以期为新的统治者提供“君人南面术”。事实表明，黄老之学提倡的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适应了汉初的社会需要，因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刘邦的同乡曹参，因作战有功当上了齐国的丞相。曹参理国热衷于黄老道家思想，他上任不久，听说当地有个叫盖公的人“善治黄老言”，便派人把他请来，向他学习黄老无为之术，以治齐国，结果“齐国大治”。后来，曹参继萧何担任了汉中央政府的丞相，又继续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效果仍然很好，老百姓歌颂道：“萧何为法，顜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盖公“清静而民自定”的治国思想与老子“我好静而民自正”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同是受古代气功养生理论的影响。《史记·乐毅列传》记载，盖公学有师承，他的几位祖师如河上公，安期生，都精通气功养生术。尤其是河上公的《老子章句》，从气功养生的角度阐述了《老子》一书的微言大义，为中国古代气功学四大经典之一。该书以治国与治身并重，而其要旨则归于治身养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其书颇言吐故纳新，按摩导引之术，近神仙家。”盖公清静无为的治国之道深受河上公其人其书的影响。
唐前期睿宗和玄宗执政期间，道教盛极一时，两位皇帝都深信气功养生术，并把清静无为的气功养生思想当作治理国家的政治方针。睿宗时，养生之风盛行，他召著名道士司马祯入京，询以理身理国之事。《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记载：“帝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何？对曰：国犹身也。庄子曰：‘游心于淡，合气于谟，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睿宗叹息曰：‘广成之言，即斯是也。’”广成子治身之言见《庄子·在宥》，说的就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无劳汝形，无摇汝精”的气功养生术。在崇道养生方面，玄宗比睿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继承“身犹国也”，“无为之旨，理国之道”的政治方针，亲自注疏《道德经》，认为“其要在理身理国”。他要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天下，因为在他看来，“妙本清静，故常无为，时物以生，而无不为也。侯王若能守道无为，则万物自化，君之无为，而淳朴矣。”（《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他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简政轻刑，节欲戒奢的政策，为“开元之治”的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玄宗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又与他追求长生的欲望分不开。史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他笃信气功修炼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死，曾虔诚地请善行辟谷导引术的司马承祯下山，两次接到宫中，问以“延年度世”之事，“承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由此而深得“服气精义”。
宋初，黄老思想流行，宋太宗和宋真宗父子在政治上推行黄老之术。太宗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四）真宗也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于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混元圣纪》卷九）统治者这些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中，渗透着气功养生之理，有些径直就来自气功修炼的经验与理论。那些得道的高人在向统治者现身说法、面授机宜时，为了显示其养生理论的价值，满足帝王长生与久治双重需要，总是把修身与治国相联系。据载，五代宋初的大气功师陈抟（希夷先生），曾多次应诏入朝，向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他的高徒张无梦也曾为真宗讲解过丹诗《还元篇》的大旨。他说：“国犹心耳，心无为则气和，气和则万宝结矣；心有为则气乱，气乱则英华散矣。此还源之大纲也。”（《玄品录》卷五）这完全是以气功养生理论来比附君王治国之道，使气功养生术与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合二为一。
以上汉、唐、宋三例显示，清静无为的气功养生理论，曾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政治方面，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这种“身国相关”的思想观念，根源于传统的“贵身”“重生”意识，脱胎于古老的气功炼养之术。
（四）气功养生术与正心诚意的伦理思想
如果说先秦道家学说侧重于宇宙生成论，它给古代气功养生术奠定了生死气化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先秦儒家学说侧重于心性道德论，它为古代气功养生术指明了以德养功的重要路津。“德为功之母”，儒家强调气功修炼要配合仁义道德的伦理修养，从正心诚意入手，调心炼意，净化灵魂，认为如此修身养性方能事半功倍。
儒家正心诚意的修身养气方法，滥觞于《古文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就像佛祖释迦拈花微笑，以心传心的禅法，被后人看作是尧、舜、禹心心相传的十六字诀。宋儒朱熹对这十六字作了详细说明：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人心”者，“形气之私”；“道心”者，“性命之正”，人无论是上智还是下愚，莫不兼具二者。故为人者，当正心诚意，反省内修，以“道心”制“人心”，以“天理”胜“人欲”，蒙养本心之正，涤除杂念私欲，使道心成为一身之主宰，这便是“精一执中”的修身法则。这种修身法则正是气功调心炼意的理论基础。《太清调气经》曰：“夫气者主心，心邪则气邪，心正则气正。”《西山群仙会真记·养心》说：“真人上仙，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天仙金丹心法》也首标“立志”，继之“端品”，把正心诚意看作是炼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