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姓庄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为惠施挚友，因家贫，曾借栗于监河侯，也曾麻鞋布衣见魏王。庄子平生不愿做官从政，相传楚威王曾以厚礼聘为楚相，遭其拒绝，后终身不仕。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以明老子之术”。现存《庄子》33篇，反映了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其文汪洋恣肆，想象丰富，多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阐发深奥的哲理。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基于本讲座的内容，这里仅就《庄子》的炼养学说而展开评论。
在《庄子》中，总结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方法，提出了“养形之人”与“养神之道”的区别，并通过对养形派的批判，以建立其养神之说。
从形、神也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认识人体健康与长寿的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便产生了。《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能“终其天年，渡百岁乃去”，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形与神俱”。《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管子·内业》指出：“精也者，气之精也。”这些论述中的精、气，是指一些精微的物质，是形成人体——“形”的基本原素；神则代表人体精神方面的因素，如感知、意识、思维等。神是形（精、气）所生，而形靠神而立——即呈现生命的状态。
古代养生家正是以这种形、神对立统一的朴素辨证的观点来作为其养生内炼的理论根据，他们的目的正是希望永远保持形神的不离。但依照对形神关系的不同认识，或重养形，或重养神，这就形成了养形派(方仙道）与养神派（老庄派）的对立。两派兴衰相替，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在人体科学方面认识发展的曲折过程。
庄子的内炼思想，主要见载于《养生主》、《刻意》、《在宥》、《达生》等篇。尤其是《达生》篇集中论述了养生问题。在他看来，养形派最大的缺陷在于有为，而这是违背清净自然之旨的。他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也就是说，养形离不开物，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为取得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必须劳其形体，由是造成了精神的亏损，这刚好违背了养生之旨。他抓住生活中一些死于非命的现象，据此批评“养形”，说“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成玄英疏云：“夫寿夭去来，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贪多资货，厚养其身，妄谓足以存生，深可悲叹。厚养其形，弥速其死，故决定不足以存生。”指出通往“保身”、“尽年”的最好途径“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所谓“弃世”，即指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在他看来，人世虚无，何足留恋；生涯空幻，现当遗忘。故“弃世事则形逸而不劳，遗生涯则神凝而不损。”通过求其心灵的恬谈，保持精神的安宁，从而摆脱世俗的物累，达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的境界。
庄子认为，万物为天地所生，阴阳混合则成体质，气息离散则返归元始。生死往来，非己所能掌握，“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既然人的出生和死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养形”是徒劳无益的。
既然养形不足取。该怎么办呢？庄子提出了“养神”的主张。他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任其自然，站在无为清净的立场，用养神之道来取替养形之术。所谓养神，最主要的是要求精神高度集中。《达生》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志就是意念，集中意念，就能达到凝神的境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达生》以佝偻者承蜩为喻来说明此点：“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珠；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显然，要做到凝神不分并非易事。事实上，庄子认为只有真人或圣人才能办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真人或圣人之所以能够办到，这是在于他们“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这也是庄子养生学的基本原则。在《养生主》中，庄子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形象地表述了这一观点。那么，什么是“天理”呢?庄子认为，作为生天生地的“道”是静一不变的，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是道的本象；休心于恬淡之乡，息智于虚无之境，与阴阳同德，“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这就是“体道”——依乎天理。《达生》中，庄子用“孔子观于吕梁，问丈夫蹈水之道”故事，来说明要达到依乎天理的境界，并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途径，而是长期顺应自然的结果。《在宥》载广成子演道的一句话“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生，物壮自壮”，恐怕是依乎天理再好不过的注脚了。《养生主》说：“为善莫近名，为恶莫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被后人认作是庄子养生纲要的话，其实质仍然是依乎天理的反映。
庄子认为，中和是阴阳平衡的条件，阴阳平衡是正常机体的体现，是应该遵循的生理规律。他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而物生焉。”（《田子方》）又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知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里出其性。夫德，和也。”（《缮性》）德，即得天地之气阴阳之和也，是物质存在的条件。因此，“缘督以为经”，保持其中和，不过是“依乎天理”的一另一种说法而已。
庄子“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要求按自然与生理规律养生，使主观愿望适应客观实际，在理论与实践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否定人的主观努力，提倡“无以人来天，无以故灭命”去人任天的实践原则，则是错误的。
从养生立场出发，庄子指出情感往往是通向天理境界的障碍。他说：“悲乐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过；好恶者，德之失。”（《刻意》）精神状态的各种波动，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喜怒哀乐超出常度，就会造成种种病变。进而，庄子还分析了引起精神波动的生理根源。他说：“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耳乱，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因傻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主张从色、声、嗅、味、取舍等方面来对感官司加以控制，“治其内而不治其外”，让精神超然虚无恬谈之中，这样就能“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共德全而神不亏”。这种养神的观点，与《内经》“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主张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