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乡村，自小没少挨打。那是很正常的。结婚后，夫妻斗嘴，闺女她妈总喜欢说“从小到大，我爸妈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这几乎是我钦佩城里人的惟一原因，也是我承认他们比农村文明的重大根据。但是，为了高贵，几乎所有的自命高贵的父母都向子女伸出过巴掌，在他们那里，附庸高贵其实比高贵本身更重要。
说实话，我和闺女她妈没有因为钢琴向闺女伸出巴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的爹妈手软，只是因为家无钢琴，不可能强迫闺女练琴。闺女学琴练琴都在钢琴家客厅里，强迫的担子落在了钢琴家的肩上。一天，我接闺女回家的路上，闺女突然说“老师打我”，并伸出手背，让我看手背上的条纹。那是老师为了纠正闺女指形，用尺子拍打的痕迹。我看着心疼，却要用“打是亲骂是爱”来安慰闺女。
闺女她妈不心疼，反而发自肺腑地高兴。她说这说明老师在严格执教，没有敷衍。其实，就是心疼也没办法，人家不为名不为利，把我们的闺女当成她自己的闺女来培养，我们除了欢呼打得好来打得好，除了鼓励她再接再厉，还能说什么呢？
我真正心疼闺女的不是她挨打，是心疼她受压抑。闺女那种调皮乐观的性格很招人喜欢，就是惹人生气也让人哭笑不得。但钢琴家老师不吃这一套，她的严厉和她客厅里的气息就能够对闺女产生压抑。除了在我面前掉两滴眼泪，闺女不敢丝毫反抗。
我就担心闺女的性格产生变化。钢琴吸引中国发烧友的惟一原因是高贵，高贵的侧面就是孤僻。我不敢说钢琴家们都是孤僻的，但我敢说在中国孩子们手中的钢琴是孤僻的。钢琴不学到顶级水平，就不会有表现机会，不学够十年八年，别说顶级，连初级也谈不上。十年八年的学习过程都是封闭且枯燥的，十年八年过后，除了音乐考级那几只曲子，什么也不会弹。再浓厚的兴趣也会被枯燥完毕。
学钢琴要牺牲生活牺牲乐趣，我仇恨钢琴，就是因为它剥夺了很多中国孩子童年的快乐。在我看来，闺女以后快乐与否，与她学不学钢琴没有因果关系。为了一个未定的未来，牺牲闺女童年的快乐，是我和她妈的过失。依照我的意思，不管未来怎么样，只要她现在快乐，她就值了。
但是，当闺女偷偷对我说，她不想学钢琴了的时候，我还得鼓励她学下去。我没有任何理由答应她。快乐不是理由，中国历来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我不可能说服她妈。我只能牺牲闺女的快乐。
我为自己找了个堂皇的理由，闺女知难而退如果得到支持，以后就会养成惧怕困难的习惯。不为钢琴，就为了培养闺女的恒心和毅力，我也得让她坚持下去。
一直坚持到钢琴九级。
校庆演出，受欢迎的不是钢琴而是口琴
几年以后，闺女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校庆，各班出节目。闺女她妈鼓励她上台展示自己的钢琴功夫。表演那天，我和她妈还有秀娟健民都去捧场。还没轮到闺女和大胖表演，我就难过起来。
一年级是钢琴，二年级是钢琴，三年级还是钢琴……
小绅士弹的是什么什么曲，小公主弹的还是什么什么曲。
轮到闺女表演了，按照她妈的叮嘱，迈着高贵的猫步出场，一落座，还是什么什么曲。弹了不到一半，突然就离开钢琴，跑下台去。现场一片哗然，闺女她妈脸上很挂不住，秀娟看在眼里，赶紧安慰她说：“没关系，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正在这时，逃走的闺女突然又跑回了演出台，手里拿着一把口琴，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中，吹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全场掌声中，闺女她妈瞪大了惊奇的眼睛。
我并不觉得惊奇，口琴是我教闺女的。逼迫她学钢琴破坏了我在闺女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我用快乐的口琴弥补。在我接她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女俩就在路边的花园里练习。尽管我的口琴水平不够启蒙水平，闺女也没怎么练习提高，但她就一首不太熟练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在无数高水平钢琴的衬托下，就显出了独特和新鲜。
在“再来一个”的呼声中，闺女来了情绪，对着家长群，很气派地用手一指，高声道：“周三，你，上来！上来！”
老师问：“周一，周三是谁呀？”
闺女回答道：“周三就是星期三，我学生！”
老师一乐，也高叫起来：“请周三上场！”
那时的我，已经身不由己，秀娟和健民两口子领头把我推上了台。我很羞涩地同很自豪的闺女站在一起。闺女吹口琴，我伴唱。是《啊?朋友再见》，是在弹钢琴回家的路上，我们父女俩的保留节目。羞涩不久，缩头缩脑就成了摇头晃脑，感觉形体和情绪都很放松，感觉台下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有了开怀的笑声。
那以后，闺女就战胜小钢琴家们，成了学校的明星。
钢琴不算特长，二胡算，能出声就行
学钢琴的最大失败是在三年以后。闺女小学毕业，要升初中。北京市实行升学改革，废除升学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就是俗话说的“大拨轰”。这样，能不能上好中学就不是凭成绩，而是凭运气，破灭了闺女她妈要闺女上重点中学的梦想。
好在重点中学都招收特长生：体育特长生，文艺特长生，等等。
闺女她妈就高兴了，闺女是钢琴九级，顶天的级别，当然是特长，不容质疑。昂首挺胸跑了一圈，就垂头丧气了。所有的重点中学都宣称，钢琴不算特长，考级再高也不算。在东直门中学，接待学生家长的老师说，这年头，谁家的孩子不会钢琴？都特长了，学校早爆棚了。
问什么算特长，老师说，二胡，你孩子要会二胡，立马就收。
问什么水平算会，老师说，会“多来米”就行。
那是１９９８年，那以后，钢琴在北京降温，大街上开始见到身背民乐去上课的孩子们。民乐老师包括二胡老师，成了家教市场上的抢手货。那之前，新新人类已经批量涌现，父母们已经痛心疾首地承认，新一代对上一代的贵族理想，根本就不屑一顾。
